中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中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出现的一些书目巨著，不仅丰富了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而且也起到了古代文化史及学术史的作用。数以千计的古典书目，可概略地分为官修书目、史志书目、私撰书目及专科书目等。下面着重介绍一下前两种。

官修书目指封建王朝宫廷的藏书目录。此类书目由皇帝诏命大臣或知名学永乐大典者专门修撰。公元前年，汉成帝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的同时，诏刘向、刘歆等人整理典籍，经过年的努力，编撰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官修书目——《别录》、《七略》。由于当时的典籍多是竹简书，堆放在一起非常散乱，所以刘向等人的首要工作是校书。他们校书的方法是：广收众本，互相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使纷乱无序的简策，通过一系列整理工作后，再写定正本。正定既定，为了揭示典籍的内容，然后就是撰写叙录（提要），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雠原委，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辨别书籍的真伪，评说所载思想与史实，叙述学术源流，判定书籍的价值。每篇叙录实际上就是每种图书的详细介绍。刘向把每种图书的叙录汇集在一起，编成《别录》，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提要式的书目，也是先秦至西汉末年图书的综合记录。汉哀帝时，刘向亡故，刘歆受命继承父业，进一步将整理的图书分类编目，最后编成《七略》。《七略》将所有图书分成大类种，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分类体系，第一次把学术分类的思想运用到书目分类，对中国历代的书目编撰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类目如下：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种；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种；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种；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种；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种；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种。类之外，还有辑略，它分别说明类种大小类目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类的相互关系及图书的作用，成为“六类之总最”，“诸书之总要”，全书称为《七略》。刘氏父子的功绩在于他们在校勘整理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大序、小序的方法，编辑综合性分类目录，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此后，历代王朝都效仿他们的方法整理图书，编撰书目。晋代目录学家荀勗，根据郑默的《魏中经簿》编成《晋中经簿》，把当时官藏的万多卷图书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即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纪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史书；丁部纪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形成经、子、史、集的分类体系，成为中国较早的一部以四部分类图书的书目。此后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的次第，使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部书，由此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南北朝时期，宋王俭编的《七志》、梁阮孝绪编的《七录》，则是个别学者在四部分类法之外探索新分类法的典型。《七志》分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最后附佛经录、道经录，实际为九大类。《七志》的特点在于创立了传录体提要，通过介绍作者生平，力图让读者了解作者的著作。此外，它着眼于著录“今书”，为后世考核南齐以前典籍的存佚提供了依据。阮孝绪《七录》分内、外篇。内篇五录，即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二录，即佛法录、仙道录。它的分类不仅较之《七志》更加科学，而且提要也较详细，继承了《七略》辨章学术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七录·序》阐述目录学的发展，是较早的一篇目录学理论著述。唐代有两部重要的官修书目，一是元行冲、毋煚等编的《群书四部录》，二是毋煚编的《古今书录》。《群书四部录》卷，共收录图书部，卷，按照《七略》的体例，每种书有提要，每类有小序。因为书目中的分类、提要有些错误，毋煚经过对《群书四部录》的修订、补充和简化，于唐开元九年（）编成《古今书录》，著录图书部，卷，尽管它比《群书四部录》收录的图书增多，但也只是止于唐开元（～）年间。两部书目均已亡佚，基本内容保存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毋煚是一位著名的目录学家，对书目的作用在《古今书录·序》中有精辟的论断。他说，前人为我们留下宝贵丰富的典籍，如果不加以分类编目，并揭示其渊源派别，那么，这些典籍再是宝贵，也不易查找，就好像大海捞针，白头无成。有了书目，读者在书海中就能自由驰骋，知道某类有些什么书，某书内容如何，以此查到所需之书，加以钻研，掌握古人的精神实质，使文化传统代代流传。他的这一论述，至今为许多学者所引用。宋代王尧臣、欧阳修等奉命仿《群书四部录》，于年编成《崇文总目》，它每书有提要，每类有类序，共收录图书卷，四大类下分小类，反映了北宋政府的藏书情况。宋高宗南渡以后，经过多年努力，藏书得到一些恢复，先后编成《中兴馆阁书目》和《中兴馆阁续书目》，前者收录图书卷，后者收录图书卷。现两部书目已佚，目前有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一卷。明代正统六年（）大学士杨士奇、学士马愉、侍讲曹鼐等奏请把国家藏书登记编目，于是编成明代的国家书目《文渊阁书目》。这部书目不分经史子集而以藏书的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凡号，每号分数橱贮之，贮书种。虽然只是一个账本，非常疏漏，但对于考察当时图书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后，虽编有《秘阁书目》（马愉）、《内阁书目》（钱溥）、《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张萱）等，但体例大多不甚完善。清代乾隆年间（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卷，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的一部官修书目。这部书目是配合《四库全书》的宣传工作而编辑的，集中了多位知名学者的才智，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当时一流学者均参加了书目的编撰工作。《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四库全书》里的古籍种、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种、卷。书目以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典籍，下分类，一些比较复杂的类目又细分成子目，共目。每部有大序，每类有小序，每书有提要。它的分类体系集四部分类之大成，成为以后乃至今天编制古籍书目的范本；它的类序，剖析学术源流，成为了解学术发展的珍贵文献；它的提要记录典籍版本，考订文字异同，记述作者的事迹，阐明学术思想，成为后人阅读群籍的门径，探讨古代文化学术的渊薮。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帙太繁，翻阅不便，纪昀等又删节提要，除去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年）卷。因为《四库全书总目》存在一些不足，后来不少学者作了纠谬补阙的工作，重要的有余嘉锡编撰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王欣夫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东汉班固编著《汉书》，依据刘歆《七略》改编而成“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目在编撰上的特点。就《汉书·艺文志》的基本内容而言，它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七略》的分类汇总了先秦以来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非常符合《汉书》的思想体系。同时，班固对《七略》中的提要进行删除，以简单的注语说明图书的真伪、内容及其价值，并对《七略》中有关类目的图书进行了分类方面的调整。这些改编工作充分说明了班固的目录学思想。此后，各正史中以例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其他没有“艺文志”的史书，清代以来的学者纷纷补编，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的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以反映从古代至清末的著述情况。就各史志书目记录图书的范围而言，有两种体系，一是记录一朝藏书之盛，二是记录一朝著述之盛。除《明史》和《清史稿》中的“艺文志”是记本朝著作的书目外，其他五部均记录本朝的藏书。受《汉书·艺文志》的影响，各史志书目在编撰上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多依前代官修书目改编而成，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在图书上有所增补，三是对所依据书目中图书的残亡给予注明，四是删去依据书目中的图书提要，加上简明的注语。清代学者补编的艺文志有多种，往往一部史书有数家补编。为了反映补志的成果，方便读者利用，开明书店印行的《二十五史补编》收录有多种补编的艺文志。郭沫若指出“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正确点明了艺文志的实质和参考价值。

目录

一、千古疑案

尧帝实行禅让制之疑

大禹治水的历史真相

殷纣王的功过是非

浑身是谜的姜子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