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华教育会会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对教会学校的宗旨做了认真的

年，中华教育会会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对教会学校的宗旨做了认真的解释：“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学生们训练”，使之“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时，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便致函罗斯福总统，强调指出：“如果美国早在年前就做到把中国学生之潮流引到美国来，并使这个潮流不断壮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

世纪末至世纪初的西方各国，显然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究竟是以夷制华，还是以华制华，这是东西方力量抗衡的情况下必须认真思考的策略。前者主要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的手段来实现，并且已经获取了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权益既得之后，保持并扩大这种权益，则需要借助一种更为婉转、平和且具有长久稳定效力的手段，这就是大力发展旨在促进以华治华政策的教会教育。前述狄考文及詹姆士的言论，无疑是对这一宗旨的最好的表白。在此前提下，如何评价教会学校的作用，也需要变换一下尺度。《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曾指出：“教会学校之重要，并不关乎已设校数及学生之多寡，实可以其毕业生在国内及宗教上所占地位”证明之。教会学校养成的“多数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并于政治、教育、商业、及基督教会今后发展之情况，咸大有作为”，便是这一宗旨的最佳体现。为了贯彻这一宗旨，教会学校就需要扩大自己的优势，改善教学内容与课程，并且要适应学生今后在国内谋生及升迁的切实需求。

年月，一位中国传教士周之德在《振兴学校》一文中，曾认真讨论贯彻这一宗旨的课程设置标准。他认为：中国国势之不振，概由于教育不普及和国人“多守旧而不知谋新”所至，在中国面临着推广学校、变通法令及寻求富国之策的重大课题之际，教会学校倘若仅以传教为宗，便不合大用；“若仍拘限人材，执守成法，必至无赞助行教之功”，他引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言论：“欲吾道通行中国，须备教会多设书院，广集会中子弟，礼聘中西教会通儒，教以圣经、英文、法文、德文、格致、天文、地理、电光、化算诸学、与及中国经史典籍，各种有用之书。令会中人材蔚起，然后简拔才全德备、献身事主者，责以重任，又要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周氏所论，是要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切合中国的现实需求、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才能为中国国民所接受，进而扩大教会的影响。

进入世纪，宗教界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欲有效地贯彻既定的教育宗旨，首先必须改善和充实教会学校本身。《中国基督教育事业》一书谈到课程设置的指导原则时，便提出了下列要点：其一，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应适应中国学生最深切的精神需求；其二，凡有关于中国人民之幸福者、有益于中国国民者，皆可纳入基督教教育内容之中；其三，要熟察中国文化之优点，而谋所以保存之；鉴别西洋文化之弱点，而谋所以避去之；其四，必竭力研究中国之宗教上、社会上、经济上与教育上之需要，研究一种适合于基督教的社会及中国人民需要之特种教育。在《基督教育》第卷第号刊载的一篇美国人的《基督教教育的特色》中，更明确地指出：教会学校的课程和内容，应最能实现学校办学的目的。

教会学校办学宗旨的调整，是为了“造成一种基督教的支配”，在中国创造一种适合于基督教教义的社会制度，是企图“导引中国民族运动之心理，得有圣教之精神，而进入于圣教之羊栈”。应该说，这些宗旨确实包含了促使中国彻底殖民化的意图。但与此同时，教会学校的改善和教学内容的科学化及课程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也为中国介绍了丰富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有利于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像年创办的天津中西书院，其课程内容包括：识字、辞句、琴韵、数学、地图、翻译、西法、文法、代数、天文、几何、化学、重学、微积分、航海测量、万国分法、富国策、地学、金石类考等内容。再如美以美会镇江女塾的课程内容包括：圣经、蒙学、算法、地理、游艺、诗歌、体操（第一年）；此后逐年增设的课程有：植物、动物、英语、孩童卫生、四书摘要、数学、尺牍、宗教史、美国史、形学、万国通鉴、万国通史；泰西新吏、天方略解、格物入门、策论、地学等等，近百种。这些教会学校课程内容的设置，显然比中国旧式学校丰富，故尔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教会学校的类型及办学特色

教会学校的类型及办学章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多样化、正规化和系统化，这反映了教会学校在华滋生、发展及趋于成熟的主要过程。

在年前后，教会学校主要是蒙学或小学类的初级教育机构，且数量极少，学生人数也不过若干名而已。世纪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中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在同、光二朝，普通中小学之外，又陆续出现了实业学校、工艺学校以及师范、法律、医学、护理、盲童、聋哑等专门学校。

世纪年代以后，由于教会学校的教育宗旨趋向于培养少数基督化的领袖人才，以期驾驭引导民众，控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因而高等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开始酝酿并逐步发展起来。最早创办的教会大学，多在中等教会学校的基础上扩展而来。诸如美国圣公会主办的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分别于年创办的培雅学堂和年创办的度恩学堂，这两个学堂在年合并后，遂于年增设大学课程；年扩建大学校舍，年在美国华盛顿立案。又如广州的岭南大学前身为年广州长老会香便文牧部创办的格致书院，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注册；东吴大学的前身则为上海中西书院，至年迁至苏州天赐庄，名称东吴大学。也有一些大学是几家差会协同创办的，如年开始筹办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是由英美、美以美、公谊、浸礼四个差会合办，并且也是先设华西协合中学，进而扩升为大学，年英国圣公会也参加襄理学务。年成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则是由基督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三家合办的，此后又陆续有浸礼会、南长老会等参预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