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叫作知道了根本

这就叫作知道了根本。

民为邦本

人为天地之灵。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立足于民，关注民生，注重民心，体恤民情，主张为民请命。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再到汉唐以来的“民为邦本”；不论是政治家，还是人文智者，或是古圣先哲，在对民众的关怀上，都体现着精深的辩证色彩，富有深刻的哲思和睿智的思想光芒。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总是在“君权”与“民本”间摇摆，从而推动历史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前进。最典型的例子当数秦王朝。秦统一六国，顺乎民心，但面对百废待兴的残局，秦王朝却践踏“公天下”的道德传承，只为了一家一姓的权力而不顾百姓的意愿，一味地奉行严刑峻法，剥夺人民的自由，加重人民负担，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结果只经过短短十五年便改朝换代。于是，后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语告诫当政者要善待民众，爱护百姓。

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演变史无一例外地证明民心的向背是国家兴旺与否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者“薄民”，则“其亡也忽焉”。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是朝代更替的历史轨迹，体现的则是民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些以成就帝王霸业为目的的统治者，只是把人民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识的“群氓”，或是供其驱使的“牛羊”。这些统治者虽然也曾掀起了历史的波澜，但是他们的王朝都是短命的，很快地便又被民众争自由的浪潮所淹没。

相对于物换星移的世事，人类是微乎其微的。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

尽职所任，为民谋利

薛胄，字绍玄。隋代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北周大将军薛端之子。薛氏从东晋时就是豪门世族，历代显赫。薛胄虽然生在豪门显族，但他聪颖好学，经常借阅那些束之高阁、无人翻阅的深奥古籍。每览奇书，对其中所载的奇人异事都细究深摩，直到了然于胸，晓解其义。少年时代的刻苦攻读，为薛胄日后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明帝时薛胄世袭爵位，被赐为元城郡公，累迁司金大夫，加开府。周亡入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任兖州刺史。他任内惠政德民，遂升任大理寺卿。到任后，薛胄发现监狱里人满为患，积案数年，无人过问，数百人多年监禁，仍未定案判决。于是他逐案审查，发现在押犯人大部分都是贫苦无助的百姓，因为诸如欠税逃租之类的原因而被羁押。薛胄只用了十余天即处理完毕，将无罪百姓释放归田。隋文帝说：“赵绰断案多以法，薛胄断案多以情。”薛胄平暴除乱，执法宽平，昭雪冤案，深得民心。因此，他又被召回京师，任刑部尚书。但是，终因他性情刚正，坚持原则，政见与当朝意愿不合，被贬出京。由于薛胄长年奔波迁徙，心力交瘁，病卒于途中。

薛胄在任兖州刺史时，曾治理泗河水患，修筑丰兖渠，变害为利。

兖州地势平缓，城东有两条河，一条叫沂河，一条叫泗水。在此汇合后转向南流，形成大泽，泛滥成灾，吞没农田、房舍，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

从北魏元匡修筑泗津桥堰到薛胄时，已历八十余年。经过无数次的洪水冲蚀，当年元匡所建的桥堰已被毁圮无余。又由于战乱，东魏娄昭攻取瑕丘城时，决泗河水灌城，致使堤防遭受严重破坏。数十年间，无人修治，使泗水河成了瑕丘城的一大祸患。每到雨季，河水泛滥，沿河流域尽成泽国，居民无以为生。

薛胄到任后，实地进行勘察了解，组织当地民众筑堤修渠，利用地形，筑河垒石为堰，引水西流。工程完成后，被水淹没的田地恢复成为良田，并利用堰水灌溉兖州的田地，免去了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之后，薛胄又开通淮河至渤海的通路，开发航运，进一步发展水利，使兖州的经济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百姓富裕，给淮海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百姓感念他的德政，至今百姓仍把淮河至渤海所开通的航路称为“薛公丰兖渠”。

薛胄治理泗水河，兴修丰兖渠，不仅保证了兖州农业的丰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时为发展漕运，开掘了会通河，多次对丰兖渠加深疏浚，通过丰兖渠引泗水补给济运。数百年中，丰兖渠既通航运，又有灌溉和排涝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