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更有趣，顺着孙子递的杆子往上爬，大言不惭地说，自从盘古

伍子胥更有趣，顺着孙子递的杆子往上爬，大言不惭地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大臣能屠戮国君的尸体，我做到了，然后一阵仰天狂笑。嗯，很不错，很和谐的场面。

在这场轰动天下的柏举之战后，孙子渐渐从史籍中消失了，死在哪里，卒于何年，史籍中没有记载。有一种说法认为孙子卒于公元前470年，即吴王夫差在位第二十七年。此时的伍子胥依然是吴国阁臣之首，而夫差又是出了名的好战，以孙子的军事天才，夫差不可能置孙子于高阁而不用。

孙子最有可能的下落，应该是归隐山林，无疾而终，在人间留下了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以及传诵千古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说，人生一世，能得其一就已经非常完美了，而孙子做到了立功、立言，此生无憾。

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定要在春秋时代挑出两个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孔子和孙子是最有资格入围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不必多言，《论语》几乎是人人皆知，而《孙子兵法》对历代战争的影响力又可谓空前绝后。

《孙子兵法》在北宋人编列的《武经七书》中名列榜首，成为军事研究人员的必读书籍。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兵法十三篇，是三国枭雄曹操重新整编过的，之前的《孙子兵法》也称为《吴孙子兵法》，以区别另一位孙子，即孙膑的兵法，共有八十二篇。

不知道是应该感谢曹操对《孙子兵法》的精彩点评，还是应该谴责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拙劣破坏，“数十万言”的孙武兵法被曹操连删带砍，只剩下了区区七千三百字。当然，以曹操的军事智慧，对《孙子兵法》删砍的标准自然是去其繁芜，取其精华，字字都是珠玑。

不过由于在孙子之后百年又出现一位大军事家孙膑，而孙膑偏偏也自称孙子，而且也留有一部兵法，以至于后人经常为《孙子兵法》是孙武所作，还是孙膑所作争议不休。

一种最流行的反对声音是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列传》中已经明确提到孙子的兵法只有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却说有八十二篇，另外还有图九卷。

其实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即孙子最先创作的兵法确实是十三篇，而所谓八十二篇是西汉后期至东汉中前期的军事爱好者在十三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说到《孙子兵法》，就不得不讲《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的区别。在上一篇中讲过，《司马法》是多家学说的集萃，而且侧重于讲军事政治，《司马法》的核心是“慎战”，具体引导思想是“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孙子兵法》虽然在开篇也讲到了慎战的问题，《计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还有，孙子也说过“道、天、地、将、法”五事，即“经之以五”，这属于军事战略范畴，在《孙子兵法》中并不常见，当然这不是说孙子不重视政治之于军事的重要性。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孙子当然知道这一点。

如果用一句最简明扼要的话来高度概括《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只有四个字：兵不厌诈！即《孙子兵法·始计篇》提到的“兵者，诡道也”。

如果说《孙子兵法》对中国军事思想史的最大贡献，也莫过于“兵不厌诈”的提出。甚至肉麻地讲，“兵不厌诈”思想的出现，对中国历史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一举打破上古至春秋中前期所谓仁义之战的思想缚束，虽然孙子本人并没有说出“兵不厌诈”这四个字。

孙子对“兵不厌诈”战术思想的具体理解是：“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说到春秋仁义之战，自然会想到宋襄公子慈甫在泓水之战时出的洋相。其实在春秋中前期已经出现了兵者诡道的军事思想，但宋襄公死守教条，自以为有仁义之战，天下可胜，结果成为千古笑柄。

受西周“儒家”思想的影响，春秋中前期还在恪守仁义教条。但春秋晚期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政治形态已经明显与中前期有所不同，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战争规模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