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来说吧。曾氏幕府中有个名叫罗伯宜的秀才，此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字写得又快又好，每天可誊抄一万二千个楷书，晚上还有兴致跟别人下围棋。曾氏很赏识他，也发给他三十两银子的月薪，跟那些拟书牍奏稿的幕僚一样的待遇。

相反的也有个例子。左宗棠出身举人而非进士，他后来做了总督，接见属官，先看履历，凡进士出身的一律排后，先接见举人出身的，并多次对着下属发表他的举人优于进士的高论。他的理论是：进士在未中之前一心读应试文，没有真学问；中后即去做官，再也没有时间去获取真学问了。举人则不然，中举后他有很宽松的环境去求取真才实学，而后来之所以能做官，也不是仗功名而是仗本事。故举人出身的官强过进士出身的官。世人都不能接受他这个“妙”论，知道他无非是借此护自己出身不过硬的短罢了。

作，即作诗文，各种类型的诗文都要练习做，不可因做不好而止步。说到这里，曾氏给儿子讲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生阅历。

一是“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一个人在少年时要有志向有抱负，志向和抱负都不妨取大取远些，甚至狂妄点都不要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之作为到底会有多大，前程到底会有多远，谁都不可能预料，它将会受到日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此时宜作高远宏伟的设想，从而促使自己为达到此目标而付出更大的努力。古话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就是说，制约的因素将有可能对预先的设计打折扣。那么“取法乎上上”呢，也许有可能“得其上”。苟如此，岂不甚好？所以少年时代不妨做一个狂者；有进取心的狂者，远胜无大志的规矩孩子。人们常说“上帝原谅年轻人的过错”。就是说，年轻人缺乏经验，犯错误可以原谅。社会既然对年轻人有这种宽容，为何不充分利用这种宽容来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一番拼搏？纵然失败了，还可以再干；纵然可笑，也让别人笑去。“丑”对年轻人不可怕。“初生牛犊不怕虎”，许多有识的年轻人就是凭此种不怕丑的精神做出了超越常规的业绩，令长者感到后生可畏。社会的宽容是有限度的，人到了中年后，便会逐渐感觉到四周的苛刻，也便不想在此种氛围中再“丢人现眼”了。从另一面来看，此人也便从此锁定在这个层面上，难于有大的超越了。

二是“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曾氏的意思是诗文创作须在三十岁之前奠定基础，打好大的框架，如果这一步在三十岁之前没有走好，日后要想有超过常人的成就很难。这话很有道理。曾氏号称诗文高手，他所创立的湘乡文派，在近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否定的地位。来到京师不久，他就以诗文引起京师文坛的注意，而他的诗文创作的业绩，也在为他结交朋友提高知名度方面帮了大忙。他曾说过：“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当时，著名学者邵蕙西劝他编明文选本。这些都说明曾氏的诗文已有了相当的地位，那时，他也不过三十出头。衡之古来诗文大家，除开一个“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外，再没有第二人是在三十岁以后再努力而成大名的，更多的倒是少年早慧，十多岁二十来岁便文名远播，如贾谊、王勃、李贺等等。

作诗文与作学术研究有不同。诗文尤其是诗，更多地偏向于艺术方面。作为艺术，它需要天分，需要感觉，具体地说需要语感。天分要靠早期开发，语感要靠小时培养。所有这些，都立足于一个“早”字，而且也可以在早期便出成果。

至于学术研究，积累功夫更显得重要，还要深思熟虑，探微抉隐，故而不到一定时候难以见成效。

这就是为什么诗文方面的少年天才层出不穷，而像王弼那样的学术上的天才少年古今罕见的原因。

谕纪泽（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

字谕纪泽：

八月一日，刘曾撰来营，接尔第二号信并薛晓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为慰。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隶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话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宇，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邹叔明新刊地图甚好。余寄书左季翁，托购致十副。尔收得后，可好藏之。薛晓帆银百两宜璧还。余有复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嘱。

父涤生字

◎评点：读书宜体察涵泳